壮大实业呼唤低成本融资环境

　　壮大实业呼唤低成本融资环境

　　我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，需要低成本的融资。当前我国的融资成本不算低，约为主要发达经济体的2倍以上。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，金融体系责无旁贷。
　　首先，保持贷款适度增长。2010―2012年GDP年均增长8%左右，同期新增银行贷款则较2009年有所下降，银行贷款绝对额不断收缩，使企业不得不在银行体系之外寻找资金，各类直接融资迅速发展。
　　目前，我国直接融资的成本依然偏高，比如：委托贷款的利率在10%左右，信托融资、租赁融资的综合利率大致为10%―14%，私募股权投资(PE)的综合回报率在15%以上，民间集资的利率在18%左右。相当部分社会资金绕过银行信贷体系，通过信托、证券、租赁、创投私募等机构层层包装，层层添加成本，不仅使得企业承受更高的资金成本，金融体系也累积了比银行放贷更高的风险。保持贷款适度增加，央行不仅要扩大抵押贷款规模，还要提高存贷比上限或放宽存款统计范围、降低法定准备金率，从而释放银行可贷资金。
　　其次，把握好利率市场化的节奏。当前我国企业融资高度依赖银行贷款，银行融资又高度依赖存款，导致资金最终定价权在于存款人，这样势必会推高存款定价。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，推进利率市场化，其结果必然是存款利率几乎一浮到顶，贷款利率因户而异。2012年，央行允许银行存款利率上浮10%，贷款利率下浮30%，结果一年期及以内存款利率一浮到顶，二年期至五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也有不同程度上浮，但企业贷款利率少有下浮10%以上的。
　　资金高成本进来，就要高价格出去，存款利率上浮了，贷款利率打折的空间就会收窄，否则银行会赔钱。因此考虑到我国实体经济对偏高利率承受力不足的现状，未来三年银行存款利率上浮幅度不宜再行提高。
　　再次，规制非银行信贷融资市场。非银行信贷融资市场，不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、不受存贷比限制、所受监管管制少，本应提供成本适中的资金，但其利率却高达银行贷款利率的两倍以上，而其资金提供者却拒绝承担亏本的风险。目前有些投资人购买一年期投资理财产品，购买信托、PE等超高收益率产品，普遍把预期收益率为5%当成确定收益，基本上没有亏损的心理准备。
　　对“无风险”高收益率的追逐，不仅使企业家偏离实业，热衷于“炒资金”，也使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紧拙。当务之急是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、小贷公司、第三方金融产品代销公司等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纳入统一监管，规范非银行信贷融资市场，约束高息产品的产销行为。
　　对投资人开展风险教育也很迫切，否则，我国市场“无风险”收益率会越推越高，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将无法承受。比如，股权融资的本质就是无固定期限，等额本息还款计算器不需要还本，是一种低成本的长期融资工具。但在追逐“无风险”高收益率的大环境下，也被中介机构包装成有固定期限、有高额固定回报率的产品，资金需求方不得不承担高息成本支出。
　　第四，应放宽企业境外融资。面临境内高成本融资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成本增加，目前有些企业转而寻求境外融资渠道，借助银行海外代付、内保外贷等产品融资，这样可降低融资成本，提升企业竞争力。在当前外债指标资源短缺的情况下，多数银行仅能提供3个月期以内的代付产品，难于满足企业需求。
　　2012年9月后，3个月期以内的代付也要纳入境内银行的存贷比考核，使得银行每做1美元海外代付，就要耗费8.35元的存款指标。我国进出口企业普遍利薄，银行办理海外代付业务收取的利差普遍不足1%，而存款资金又十分紧拙，银行不得不普遍放弃了这一微利业务，进出口企业备受打击。因此，应放宽企业境外融资政策，允许代付融资不计入银行存贷比统计。
　　此外，还要提高银行消化资金成本的能力。银行要严格控制经营成本，回归理性增长，由“规模利差优先”转变为“结构调整优先”，从而增强吸收、消化资金高成本的能力，降低利率、合理收费则会水到渠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