官场窃听风云 间谍来自妻子情人同僚及竞争对手

　　男子自述为官员拆窃听器经历

　　一年给上百官员拆除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

　　汽车、办公室和卧室是高发地带

　　这些设备很多来自同僚及竞争对手

　　齐红（化名）因经常为官员检测拆除窃听偷拍设备在官场中闻名。日前他接受记者采访时称，现在中国官场窃听成风，去年他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、办公室或卧房拆出来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，最忙碌的一周拆除了四十多个，而这些设备来自他们的妻子、情人、同僚及竞争对手。

　　窃听成风

　　最忙碌的一周，他拆除了四十多个窃听偷拍器材

　　齐红，1.85米左右的个头，不说话的时候，是一副严肃而戒备的神情，而当他开口说话，你能感受到他的慎重。

　　双腿一软，瘫坐地上，久久不能说话——齐红清晰地记得，他第一次为官员拆出来窃听器时，对方面对结果的反应。那是他始料不及的，更没想到的是，自己在官场上传开了名声。

　　熟人才是通行证。官员们纷纷通过熟识的朋友来找他检测、拆除窃听偷拍设备。为保险起见或是觉察到某种异常——比方说，妻子得知某个秘密行踪，领导讲话“话中带话”，他们都会找到齐红。最忙碌的一周，他拆除了四十多个窃听偷拍器材。

　　这段神奇的经历起源于一次饭局。一名来自山西的官员带来了“官场窃听成风”的信息——官员们广泛使用间谍设备，彼此刺探，抓对手把柄，由此副职立刻升为正职……

　　“现在我们见面都要拥抱，趁机摸摸对方身上是否有设备，重要谈话得去洗浴中心。”他说。这让在座的人震惊。

　　齐红对朋友们说：“我要对你们的安全做个检测。”没过几天，他就找到一套检测仪器。

　　检测工作先在朋友圈中进行。“焦点”是一位手握审批权力而又锋芒外露的处级干部。

　　“万一我私生活被发现，老婆不让我回家了怎么办？”听到齐红主动提出为他排查，这位处级干部还一脸轻松地开玩笑。但很快，他就尝到了沉重的滋味——两个窃听器、一个针孔摄像头，藏在了办公室的空调里。

　　“脸顿时煞白了，眼睛直勾勾望着天花板”，他在两三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对齐红说，不可能是家人装的，情人“藏得很深啊”。

　　接下来一周，他频繁拜访上级，终于得到“点拨”——某副手能力超群，应该调去更富挑战性的岗位。他豁然开朗，将副手调离。

　　忧心忡忡

　　那些没检测出问题的官员，怀疑是不是检测设备不够先进

　　间谍设备来自他们的妻子、情人、同僚及竞争对手。

　　他谈到一位朋友，一个总是风度翩翩、侃侃而谈并且见解深刻的厅级官员。一次闲聊中，对方调侃着说：“怎么不帮我检查检查，看看我是不是好干部？”

　　接下来，齐红果真在其车上查出了插卡式窃听器，还看到了一张前所未有的扭曲的脸。二十多天后，他找到齐红，严肃地说：“我承认，我有两个情人。我马上终止交往！”

　　齐红叹了一口气，又继续讲起了一名局长的故事。

　　与那名厅级官员不同，这名局长迅速接受了结果，并断定：情人装了窃听器。随后他和情人果断分手。

　　“太可恶了。”再提起此事时，该局长仍咬牙切齿。听多了石榴裙下栽跟头的故事，他甚至怀疑起情人的背景，“是不是被谁安插在身边的？是不是被利用了？”压抑和不安之感，长久笼罩着他。

　　此后，齐红看到了更多。当场大骂某人是狗背后捅刀子的，心脏病发作而惶惶不可终日的……齐红赶到医院，看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却不能主动发问，也不能劝导，谁也不愿把真相戳破。

　　那些没检测出问题的幸存官员呢，能松一口气吧？不！他们忧心忡忡，成天怀疑，是不是检测设备不够先进啊？

　　“要不要告诉他呢”。慢慢地，当齐红检测到窃听偷拍器材，他都在心里犹豫一番——不说，不知他们会走上哪条路，自己不愿看到凄惨的事发生；说了，看到这么多的“表情”，得病的，沉默的，还得去安慰他们。但安慰的话也没法说，总不能问，“你做了什么？你交代了吧。”

　　利益链条

　　他们要第一时间排查是不是纪委所为，并通知同伴以寻求共同的安全和保护

　　不可避免，“凄惨的事情”发生了。查出窃听器一周后，他的一名朋友（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主任），因涉嫌受贿，被双规了。

　　在齐红的描述中，这位主任讲原则，待人和气，不亏欠他人，是吃顿饭都要抢着买单那种人。齐红提出帮他检查检查，因为，“他在工作中不跟坏势力同流合污，又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，很多势力包括他的上级很难通过他来获得更多利益”。

　　当时，齐红就对他说，你很容易被看做危险的异己分子、利益集团的一块绊脚石。对于这一警告，该主任只是再次强调“原则”的重要性。

　　然而，当看到齐红从他办公室的台灯里揪出窃听器后，他陷入了沉默。

　　“不是愤怒而是沉默。”齐红曾反复琢磨其中意味，直到再次见到了他。

　　那时“主任”已经在监狱了。“只收过一次钱，就出事了！”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，窃听是一个预谋，行贿是一个陷阱，为的就是除掉他！

　　齐红得知，在拆出来窃听器一周后该主任就出事了。该主任之所以受贿，是因顶不住压力，是因他意识到一直都没与局长保持一致，而唯有一致，才能让上面和下面的人顺畅地“办事”。

　　该主任后悔了，不是后悔受贿，而是“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早早堕落，和他们一块。这样能不能查出我还很难说，因为大家都会互相掩盖”。

　　“被查出设备后，他们要第一时间排查是不是纪委所为，并通知同伴以寻求共同的安全和保护。”齐红说。他将提到的这名官员，也像大部分人的反应那样，在查出窃听器后，尽可能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利益链条，往各种渠道确定威胁的来源。

　　经过一番讨论和缜密调查，这名当事人确定窃听器来自“防患于未然”的同僚，最终加强了“忠诚意识”，巩固了联盟。

　　“没事，自己人。”再次和齐红见面时，这名官员已恢复正常，大家又嘻嘻哈哈地吃饭。

　　应对之道

　　那怎么办呢？为了减少嫉妒、减少别人的攻击，我把权分了，就没人恨我了吧

　　大多数时候，他们会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案。

　　饭桌上，齐红听到一名局长说：“现在嫉妒心这么重，又安窃听器，又装偷拍机，说不定我上下班就有人跟踪；我躺在床上，说不定就有一个人的眼睛在我头上看来看去。干脆这样，我也不掌权了。但是你说，我当局长，辞职也不实际，还涉及整体利益，还有上级安排的问题呢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那怎么办呢？为了减少嫉妒、减少别人的攻击，我把权分了，就没人恨我了。”

　　“这不过是自我掩饰。”齐红说，饭桌上的人都听出了怨言，“没有权力，还怎么腐败？”

　　有一次，他帮一个官员在车里查出窃听器后，对方不愿接受事实，当场争辩说：“我是优秀共产党员，这东西不可能安装在我这儿的。”

　　“你能做到吗？你别狂，我会让你不再这样说话。”齐红和他争执起来。

　　“你要使用窃听器吗？”他反问。

　　“我不用这么低级的办法。哪天我把你在某种私密环境下说的话拿出来给你听。但是你绝对不能告我，咱俩签一个协议，敢不敢试一试？”

　　齐红看他转着眼珠沉默了，接着这名“优秀”官员哈哈笑起来，称自己在开玩笑。

　　另一名局长则在看到拆出来的窃听器后，轻松地指出——那是我妻子装的。“他觉得自己在单位太受欢迎，不会有人监督他的，因为全单位都被他带动起来搞腐败，每个员工都得到很多好处”。

　　齐红提醒他，国家还是有法律的。

　　“在我们单位，就我说了算！我说的就是规章制度！”

　　这些时候，齐红总会感到一种厌恶感在心中蔓延。慢慢地，他发现自己对这件事完全丧失了兴趣。他曾帮朋友们努力分析窃听偷拍现象背后的原因，也曾希望通过检测窃听器，起到提醒并让其悬崖勒马的作用。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。有人劝他将此发展为职业，但他选择了远离，将检测器材都送给了别人。（据《南方人物周刊》）